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目的 探讨高龄不孕女性的生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于2020年7月至2021年7月在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生殖医疗中心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的368例不孕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最终纳入有效数据360例，根据女性年龄不同分为A组（25~<35岁）、B组（35~<40岁）与C组（40~<45岁），每组各120例，比较不同年龄女性的生育压力，并分析导致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

结果 B组与C组各方面生育压力评分均高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组各方面生育压力评分均高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居住地、结婚时间、不孕年限、生育史、流产史高龄不孕女性的生育压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居住地（农村）、结婚时间（≥5年）、不孕年限（≥5年）、无生育史、流产次数（≥2次）均是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OR=2.392、2.883、6.821、4.285、4.808，P<0.05）。

结论 高龄不孕女性的生育压力与居住地、结婚时间、不孕年限、生育史、流产次数相关，IVF-ET治疗中应注重评估影响高龄不孕女性的生育压力和心理状态，尽早采取措施干预，缓解其生育压力，提高IVF-ET治疗成功率。

不孕症是指夫妻双方保持规律的性生活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1年之后仍未成功受孕。全球约有15%的育龄夫妇受到不孕不育困扰，不孕症是当前全球范围内一项较为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孕的发生率也升高。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是治疗不孕症的主要助孕技术之一，该技术虽然能够提高女性的受孕率，但也给患者家庭带来了较大的经济负担与精神压力。高龄不孕女性通常需要面对家庭、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沉重压力，这些压力在不孕问题的持续困扰下，会逐渐积累并可能演化为一系列复杂的心理问题，进而对夫妻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深入探究导致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的具体因素，为该类患者提供量身定制的心理疏导和健康宣教，对改善其婚姻质量与助孕结局有重要的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7月至2021年7月在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生殖医疗中心行IVF-ET治疗的不孕症女性，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横断面研究。其中参与问卷基线调查的不孕症女性368例，剔除临床资料和问卷填写不全者，剩余有效问卷为360份，有效回收率为97.83％。纳入研究的对象根据年龄不同分为A组（25~<35岁）、B组（35~<40岁）与C组（40~<45岁），每组各120例。本研究经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①均符合《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②年龄25~45岁；③知情同意并签字；④能够独立填写相关问卷。

排除标准：①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②1个月内服用过抗精神病药物；③有重大躯体疾病病史；④中途退出研究；⑤伴神经系统疾病。

1.2方法

1.2.1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包括高龄（生育年龄≥35岁）不孕女性的年龄、居住地、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等基本信息，以及结婚时间、不孕年限、生育史、流产次数等生育情况。②生育相关压力调查表：采用生育压力量表（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FPI）评估，FPI总分及各子量表均具有较高的信效度，Cronbach’sα为0.77~0.93，其针对性和全面性较强，已广泛应用于国外的不孕不育研究。其中文版经验证具有较高的信效度，适用于中国不孕症患者的临床研究。包括社会压力（10个条目）、性压力（8个条目）、夫妻关系（10个条目）、父母角度需求（10个条目）4个维度，共38个条目，各条目均按Likert1~6级评分法，其中1分表示“我不同意”，6分表示“我完全同意”，得分范围38~228分，问卷得分越高，则生育压力越大。

1.2.2资料收集方法

研究人员在建档日向研究对象发放相关调查问卷，发放问卷前说明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目的，告知问卷填写注意事项，独立如实填写，强调本调查为匿名形式，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问卷填写完成后，研究人员立即回收，检查有无漏填项目，剔除不合格问卷。

1.3观察指标

①统计三组不孕女性的生育相关压力调查表评分。

②将FPI评分≥127分记为有生育压力，<127分记为无生育压力，比较不同情况下女性的生育压力，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多因素回归分析的自变量，分析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Shapiro-Wilk test检验正态性，服从正态性分布以均数±标准差（）描述，三组间的压力评分差异情况采用方差分析方法，采用S-N-K进行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三组FPI评分比较

三组FPI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与C组的社会压力、性压力、夫妻关系、父母角度需求4个方面生育压力评分均高于A组，C组的4个方面生育压力评分均高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2.2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高龄不孕女性有生育压力145例，无生育压力95例；农村女性的生育压力构成比（73.7%）高于城市女性（54.3%），结婚时间≥5年女性的生育压力构成比（74.2%）高于结婚时间<5年女性（44.6%），不孕年限≥5年女性的生育压力构成比（84.6%）高于不孕年限<5年女性（41.9%），无生育史女性的生育压力构成比（70.3%）高于有生育史女性（33.8%），流产次数≥2次女性的生育压力构成比（91.7%）高于流产次数<2次女性（56.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2.3变量赋值

以是否有生育压力作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结果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居住地、结婚时间、不孕年限、生育史、流产次数）作为自变量，分析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变量的赋值情况见表3。

（表3）

2.4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居住地、结婚时间、不孕年限、生育史、流产次数5个变量均进入了模型。居住在农村女性的生育压力是居住在城市女性的2.392倍（95%CI：1.155~4.956）；结婚时间≥5年女性的生育压力是结婚时间<5年女性的2.883倍（95%CI：1.506~5.523）；不孕年限≥5年女性的生育压力是不孕年限<5年女性的6.821倍（95%CI：3.407~13.657）；无生育史女性的生育压力是有生育史女性的4.285倍（95%CI：2.058~8.922）；流产次数≥2次女性的生育压力是流产次数<2次女性的4.808倍（95%CI：1.023~22.597）。见表4。

（表4）

3、讨论

近年来，高龄不孕症患者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高龄不孕女性承受着沉重的生育压力，这种长期的压力可能导致自我价值感降低、情绪波动加剧以及希望的破灭，从而对身心健康和夫妻关系的稳定性造成极大冲击。因此，需探讨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从而提供更精准、有效的心理支持和专业帮助。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的生育压力评分比较均有明显差异（P<0.05）；A组（25~<35岁）FPI评分低于B组（35~<40岁）和C组（40~<45岁），B组FPI评分低于C组（P<0.05）。表明不孕女性的年龄越高，生育压力越大，与国外研究结果一致。生育力与年龄紧密相关，女性在步入高龄阶段时，其生育风险逐步升高，生育力则逐渐减弱。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功孕育健康孩子的概率逐渐降低，使得女性面临的生育压力相应增大。单因素分析显示，结婚时间、不孕年限≥5年的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明显增高。这主要因为多次治疗尝试的反复失败，使得原本就渺茫的孕育生命希望变得更加黯淡，这种不断累积的失败感，加剧了她们的焦虑与抑郁情绪，进而使生育压力愈发沉重。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不同居住地的不孕症患者的生育压力存在明显差异（P<0.05）。主要是由于农村女性文化程度偏低、经济收入较低和相关知识缺乏，受老人传统生育观念影响更深，使其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生育压力更大。无生育史的不孕女性面临的生育压力高于有生育史的女性。多数患者认为孩子是家庭的纽带，尤其是那些尚未有子女且年龄偏大的女性，其内心渴望成为母亲的使命感愈发强烈，这种渴望与现实的落差极易导致她们产生深深的失落感，使其对生育的期待和压力更高。在备孕期间，经历多次IVF-ET失败或反复流产的不孕女性不仅削弱了她们对成功妊娠的期望，而且无形中加重了她们内心的焦虑与压力。特别对于高龄女性而言，不仅面临着生理上的衰老，而且在心理上承受来自社会、家庭及个人期望的沉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增加了她们内心的焦虑感和心理负担，从而承受的生育压力更大。

综上所述，高龄不孕女性的生育压力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居住地、结婚时间、不孕年限、生育史和流产次数。医护人员应加强对高龄不孕女性的健康宣教、个性化护理和心理疏导，减轻其心理负担力、生育压力，进而促进家庭和谐，提高IVF-ET治疗成功率。

文章来源：朱俞欢，廖兰英，周玲，等.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妇儿健康导刊, 2024, 3(24):184-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