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钩沉：1997年：美国历史上的“药害之年”

1997年秋天，FDA历史上贡献最大的局长大卫·凯斯勒正式卸任，与首任局长韦利的毁誉参半晚节不保相比，他退休前获得了国家科学院的公共福利奖章，这应该算得上是急流勇退。

在他6年任期里，被公认为最成功的局长，尤其是《审批处方药付费法案》的出台，使得制药业和FDA的矛盾冲突得以缓解，美国药品审批的速度也逐步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在凯斯勒离任之后，一场因药品审批过快而引发的危机迅速袭来。

快速审批法案使得问题药品上市？

1997年是FDA历史上的关键一年，多个药品因安全性问题而撤市，造成了影响巨大的药害事件，使得全美国的公众和媒体对于药品审批越快越好的观点产生了质疑。

1997年，有5种药品由于造成大批患者死亡而被撤市。1998年，有3种药品因为安全性原因被撤市。1999年，有2种药品被撤市。2000年，有4种药品被撤市。药品安全问题在这4年里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这些现象引起了《洛杉矶时报》的高度关注，该媒体对于这一系列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经过采访和调查，《洛杉矶时报》的观点很鲜明，在制药商和一些FDA官员默许之下，一些不应该被批准的药品堂而皇之进入了市场。

当然，制药业也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虽然出现一些药害事件，但是对于患者有帮助的药物也同样有很多获得了批准。而事实并非如此，按照百分比来看，被批准和撤市的药品数量持平，1997年，劣质药品的数量也是异常地多。

付费审批压力大

造成FDA监管体系变得脆弱的根本原因就是药品审批工作的巨大压力。1992年，国会出台了《审批处方药付费法案》，规定FDA有权向新药生产申报企业征收一定的费用，使得审批新药上市的进度明显加快。

当时《洛杉矶时报》的调查显示，该法案为药品审批人员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时间表，不论药品的安全性问题有多复杂，审批人员都必须按时作出结论，这个时间一般是60天。

FDA内部也觉得这种氛围难以承受，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医疗审批人员觉得工作压力不堪重负，有时候，不得不放弃谨慎的态度来委曲求全，因为他们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审批意见。一些正义的审批人员认为，审批的结果应该更多地以科学为基础，而不是顺从制药公司的意见。

“瑞素灵”——最大的药害事件

在1997年到2000年，这4年间，最大的药害事件当属“瑞素灵”事件，化学名为曲格列酮片，是适用于降低血糖的口服药物，但是，治疗糖尿病的药物有时候会损害肝脏。负责审批瑞素灵的官员为约翰·格里恩医生发现，瑞素灵在临床中出现了严重的肝脏毒性，因此不建议批准这一药物上市。

但是，华纳兰伯特公司对这个结论不大满意，从而对FDA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格里恩医生也因此事被调离了工作。几番博弈之后，华纳兰伯特把这一审批转给了FDA的外部专家委员会，并隐瞒了这一药物的肝脏损害的数据，因此，委员会投票建议批准这一药物。

瑞素灵一上市，即于1997年10月造成4人死亡，12月造成6人死亡，英国药品监管中心率先对该药物发布禁令。

当时，FDA希望华纳兰伯特有所作为，因此，这家公司和国立卫生院合作，出具了一份临床研究报告，证明死亡患者出现的致命肝损害，是在用药两周内发现的，没有征兆。

眼看，华纳兰伯特的研究和许诺都站不住脚。FDA也紧张起来，1999年6月，死亡人数上升到20人。直至2000年3月，确认死亡人数打倒58人，FDA最终扛不住各界的压力，做出了给予该药物撤市的决定。但是，这一药物的市场上已经造成了94人肝脏完全衰竭，66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最终，FDA药品评价中心的负责人珍妮特·伍德考克医生承认，FDA在瑞素灵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她原本以为，FDA发出的药物警告信息，会使得医生谨慎，不过医生依旧如他们一贯的行医方式，压根不理会，并没有定期给使用这一药物的患者做肝脏检查。

在这一药害事件的反思上，伍德考克认为，我们必须学到一样东西，标签和警告不能解决药品安全问题，当患者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FDA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医生或者制药公司身上。

媒体监督让审批回归常态

对于FDA内部出现的系统性问题，其实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审批处方药付费法案》，时至今日，业界也都认为，这一制度是监管机构和企业社会公民合作的典范之一。

寻找出FDA的问题所在再次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在这一波的世纪末大药害事件中，《洛杉矶时报》是当时最积极的媒体。

针对FDA因为药品审批过快造成的问题，《洛杉矶时报》刊发的《FDA匆忙审批药品》、《隐藏的风险，知名的真相》等一系列稿件发人省心，并获得了普利策奖。

而《纽约时报》也一起以一贯的风格质疑起FDA的作用来，他们奉献出来的标题是《FDA能否保护公众健康》。当时，所有批评家都认为，制药企业给予的压力太大，是造成FDA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

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很快得了出来，那就是要求FDA提高审批的质量，不可否认的是，在《审批处方药付费法案》出台之后，FDA接到的IND非常多，但是，有很多公司压根无法自己作出评判，只是希望通过FDA来看看这一药物有无希望上市，也有一些公司明明知道其申报的药物有较大的隐患，依然希望能够蒙混过关。

在舆论的压力下，“雷同”药品的申请数量再次下降，一些成为制药商“提线木偶”官员也被撤职，到了2002年，舆论才认为，FDA的药品审批已经恢复了正常。(生物谷Bio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