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金奖励论文，将把中国科研带往何方？

单一地以引用次数作为考核标准的做法变相鼓励了科研人员转向更简单、更热门的领域。你可能认为这样的做法会干扰科研的独立性，乃至影响科研人员的事业。其实这是引用标准的特性。假设你已登顶珠峰，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质疑你能不能爬上洛根山之类矮一点的山。但是在以影响因子作为标准的科学评估世界里却不是这样的。著名化学家，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俞飚有这样一番言论：“你可能花了十年完成一些珠峰级的任务，但是你的论文几乎没有被引用，因为没多少人尝试去爬珠峰。你若是会花几年甚至更少的时间登顶洛根山，可能反而会获得更多的追随或引用。”

俞教授所提到的珠峰级研究是一个为期四年的研究。它致力于开发一个63步人工合成 Landumycin A（一种抗生素和抗癌药物）的方法。俞教授表示，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在于它能让科学工作者们合成很多类似的，稍简单的化合物。 这是一个很费时、很“不经济”的研究，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尤甚。这是因为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总结在一篇论文上，这篇论文于2011年论文发布，两年后只被引用了14次。俞教授麾下的两位研究生花了六年研究这个项目，尽管项目成功了，他们在毕业后都没能保住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他们只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项目经历肯定是不足以用于申请教授职位的” 俞教授说。若俞教授只是为了争取提拔机会或者研究资金，他也不会做这个引用数不会很高的课题。

俞飚研究员指导学生

当科学研究要靠引用数来衡量重要性时，内容已经不再是要点了。甚至文章格式都能与研究内容同等重要。在我国流行一些“论文秘籍”，教研究者如何写出符合高影响因子期刊编辑们口味的论文。在百度上搜一下“如何写SCI论文”，你可以得到成千上万的结果。其中一个文档建议缩短“实验材料和方法”的篇幅 ，“因为这会让你的结果和讨论看起来太少了”。但是别缩短的太多了，“因为其他人可能会质疑你的结论”。这个文档还鼓励作者修改自己的风格以符合期刊的风格。它还提到了“不要让编辑们讨厌你”。

正如国际上许多研究者总结的，过度依赖影响因子还可能导致其他问题。举例而言，少数拥有极多引用次数的论文能明显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从而作用于在此期刊上发表的所有论文。但是这些受影响的论文实际上可能永远达不到期刊中论文的平均引用数。研究人员还发现，在高影响因子期刊发表文章其实与自证预言很像：同样一篇论文如果发布在低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只能获得一半的引用数。另外，影响因子所涵盖的衡量范围为两年内，但是某些论文的重要性在两年内并不能得到体现。

尽管进程缓慢，影响因子的局限性正逐渐受到重视。2013年5月12日，一百五十多名科学家和75家科学机构签署了旧金山科学研究评估声明（DORA）。该声明认为，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评估研究价值的工具有许多缺陷，这点证据确凿”，并对资助方、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和出版商提出18项建议，鼓励不以影响因子为指标雇佣、续任、提拔科学家。声明表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应该用研究所产生的功绩和贡献而不是论文所发表的位置来衡量。

王乃兴认为学术界已经开始做出了改变，他说：“在我指出影响因子存在问题的两年后，世界科学界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即使是在我国，滥用影响因子的现象也有所改观。中国科技技术信息研究所（中信所）是一个政府组织，致力于帮助大学和科研组织决定研究方向和决策关键提案。在2010年，中信所调整了它的评价指标和标准，不再完全依照SCI论文年产出量来为大学及科研机构排名。类似地，2012年，教育部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公布了对三百九十余所大学的评估报告。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表示，这是该中心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将 SCI 论文发布数量作为唯一的评估标准。

然而，尽管中国学术界对影响因子的依赖正在逐渐消退，我们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现金奖励机制依然存在，提拔教授的委员会还是希望申请者能有 SCI 论文的发布经历。《食品管理》（Food Control）的编辑 Joseph Jen 表示，这种机制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科学界运作模式导致的。“研究项目的主题是由资助方决定的。因此科学家们做研究就是为了发论文，而不是为了自己推动科学进步的愿望。”以下数据能够证明我国研究资金的集中性。2011年，一个涵盖十个国家的调查显示我国78%的 SCI 论文通过种种方式得到了政府资助。然而美国和英国的相关数据则分别是53%和51％。一个高度集中的竞争需要一个统一的表现指标，引用数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数据。中信所副所长武夷山先生解释了该机构的思路：”高影响因子期刊的容纳量有限，在这些期刊论文能够证明你强于其他竞争者。项目资金的总量也有限，所以有限的经费应该拨给那些拥有竞争力的人。”

若是俞教授为了争取提拔机会或者研究资金，他可能也会因引用数过少而选择不做这个项目。

这种现象与我国尚不成熟的学术界也有关联。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助理教授 Le Xie博士表示，我国的数字化评估系统“可能足以区分开 ‘坏” 和 ’还不错’的研究，但是如果要鼓励和区分开 ’非常好’ 和 ’还不错’，这种纯粹用数字来评估的系统可能就无能为力了”。他还提到美国的同行评审系统在他看来是一个更加有效的系统。但是这样的系统需要一个健康而且富有竞争的科研环境作为前提。而这种环境还需要时间去塑造。他说中国还没有达到那一步。“原因很复杂，涉及到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等等。短期内很难形成。”

已经退休的刘庆生教授花了十年时间来评估我国的研究项目。他表示“中国的科学界还没有一个可信且可靠的系统，所以一些数量上的指标还是必要的。”刘教授还指出，中国学术界缺乏的惩罚机制，像数据造假这样的违反专业伦理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没几个研究机构采取了任何类似的措施“

无论将来如何，在我国当今的科研界，引用数和著名期刊还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回首过去，俞飚教授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入行时间比较早，那时候影响因子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过去，他并不太担心发论文和升职问题，专攻那些艰难但是不热门的难题。但是俞教授现在对于当今年轻一代的研究人员所面临的评估和晋职系统感到不满，因为这些指标都太依赖影响因子了。“我知道这对他们很难。教授职位、金钱、名望，谁不想要。” 他给学生的建议非常简单：“不要为了发表论文而做研究，努力研究的动力应该是项目所富含的意义。”

原始出处：

http://nautil.us/issue/5/fame/fame-is-fortune-in-sino_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