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疫情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新冠带来的“二次”伤害

我们都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同时也希望疫情带来的次生伤害减小到最小

导读

截止4月9日，上海此轮疫情阳性感染者超过15万例，重症患者为1例，重症率为10万分之一（根据已披露的数据计算），而由于疫情导致的二次伤害事件却频频出现。

疫情下，除了感染新冠病毒带来的健康风险，一系列因新冠及各项防控措施而滋生的次生伤害正悄然出现。

当我们把新冠放在了舞台正中央，其余致死率较高的疾病相对而言就被淡化了，但这些疾病往往与新冠并发，有的甚至1+1＞2。

防控多项举措带来的次生伤害非常复杂，涉及看病难、吃饭难、独居老人生活难等诸多方面，甚至对儿童的心理也会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对成年人同样如此）。

揭开新冠死亡率的面纱，面对日益激增的无症状感染者，我们如何才能降低新冠病毒的次生伤害？

01 以武汉疫情为出发点，3亿人的调查告诉了我们什么？

新冠次生伤害，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词了，早在疫情爆发的前中期，就有很多专家学者对此作出了专业的研判。

2021年，中国疾控中心周脉耕团队于在《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了题为Excess mortality in Wuhan city and other parts of China during the three month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findings from nationwide mortality registries.的文章。

标题翻译过来：在新冠疫情爆发的三个月内，武汉市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超额死亡率——来自全国死亡率登记处的调查结果。

为什么用这篇文章来举例？因为这篇文章背后的数据非常硬核。

该研究的参与者超过三亿人，年龄涵盖面广，且监测点选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疾病监测点（DSP）系统中设置605个城市地区和农村县。

我们先来明确一下，什么是超额死亡率？

针对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而言，超额死亡或额外死亡的定义，是指新冠大流行的某时间段内，非新冠病毒直接死亡的人数与同期（新冠病毒未流行期间）死亡人数对比后，新增死亡率或死亡人数。

简单点说，就是拿今年某时间段和以往年同一时间段内的死亡人数进行对比（不含新冠直接死亡），得到超过以前死亡额度的死亡率。

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中国不同疾病监测点地区选定主要疾病每周观测（橙色虚线）与预测（蓝色实线）死亡率的趋势。第一条垂直虚线表示武汉实施封锁的时间。第二条垂直虚线表示武汉的临时阳性病人隔离医院何时关闭。对于不同的疾病，在y轴上死亡率的范围有所不同。

以整个新冠大流行疫情的起点武汉为例，在武汉疾病监测点区，总死亡率比预测的比率（每10万人1147 vs 735）高出56%（比率为1.56），这主要是由于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增加了8倍（n=1682；275 v 33/10万；比率8.32）。

其他疾病的死亡人数，我们也不能忽视，包括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n = 2347；死亡率比预测的比率高29%）和糖尿病（n = 262；死亡率比预测的比率高83%）。

83%！如果按照这个增幅，我们试想一下上海目前的情况，读者可自行计算一下（注意每个城市人口结构不同，这里仅提供一个参考的比例，无实际指导价值）。

02 医疗挤兑和长期新冠并发症的双重压力

上海本轮疫情发生后，医疗资源挤兑现象相当严重（此前伦敦、纽约、新德里等几个超大城市都一样），与2020年年初的武汉的情况类似。

那么，按2500万常居人口计算，在这一个多月里因患糖尿病死亡额外增加的总人数大概是多少？

据上海市卫健委披露，2021年上海市35岁及以上年龄者，糖尿病的患病率为21.6%，35岁及以上人口数粗略估算为1400万吧（第七次人口普查15-59岁人口为1661.91万人，占66.8%；60岁及以上人口为581.55万人，占23.4%）。

那么按照论文数据，武汉三个月有25/100000人的糖尿病死亡率计算，上海市在一个月内患糖尿病的“正常”死亡人数是14000000×25/100000÷3=1170（人），那么因新冠疫情全面封控后，仅糖尿病患者额外增加死亡人数可能是：1170×83%+1170=2141（人）。（注：此数据仅为推算，仅供参看，与最终实际情况会有出入）

在中国，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和缺血性心脏病）的长期管理相关的许多初级卫生保健活动往往主要通过医院进行。

而在疫情期间，获得胰岛素等基本救生药物和支架置入术等急性手术，或通过医院就诊监测和管理主要疾病和相关危险因素（如血压、血糖水平）的能力受到严重损害，导致已确诊疾病的恶化和死亡风险增加（如糖尿病危象）。

坚持动态清零，可控制疫情，但代价也不小，我们应减少由此带来的次生伤害

最近，类似的悲剧性事件已经发生了不少。

这些都是医疗资源挤兑造成的不幸。

图为与2019年相比，2020年1月1日和3月31日期间，武汉市不同地区所有原因、肺炎和其他疾病的每周住院和非医院死亡率趋势。橙色虚线表示2020年观察到的死亡率，蓝色实线表示2019年观察到的死亡率 图截取自the BMJ

抛开医疗挤兑的因素，论文提到的证据还表明，新冠可能导致人体的循环系统中出现微小细胞，并嵌入心脏，导致心肌炎。

除了让人感染患病之外，新冠病毒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心肌梗塞和缺血性中风。同样，新冠病毒还会影响到胰腺，从而增加新发糖尿病的风险，并导致现有糖尿病的恶化，导致死亡风险增加。

事实上，在武汉，2020年归因于高血压心脏病的所有死亡人数中有13%（即在死亡证明上编码为死亡的根本原因）也被发现患有心肌梗塞，冠心病或心源性猝死是致死的原因。但由于诊断延迟现象的存在，不能排除新冠肺炎爆发对癌症生存（和其他主要疾病）的长期不利影响。

因而，除了医疗挤兑现象导致的种种次生疾病风险，以及新冠病毒本身也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这种长期的新冠影响我们在其他文章中已详细讨论过。

03 疫情下，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

除了身体受到的种种次生伤害，心理健康危机也是红灯高挂。

还是武汉市的例子，在另一篇JAMA上统计新冠病毒与心理健康症状相关的论文中指出，2019年至2020年间，湖北出现了自杀死亡人数较多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导致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佳。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普通人群中与心理健康症状相关的患病率和风险因素

湖北省的整体自杀超额风险比例与武汉市相似（均约60%），但湖北的其他地区自杀死亡率的绝对增幅，是远高于武汉的。这也反映出武汉市的外围，那些资源贫乏的农村地区，民众的精神负担更高。

与论文的研究结果一致的是，中国近期的一项研究还表明，在新冠爆发期间，心理健康方面出现症状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湖北的居民中和确诊或疑似感染者或与新冠患者有过接触的人中。

无独有偶，最近，美国CDC的一份新报告指出，疫情管控措施已经影响了高中学生/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去年前半年，通过7700例样本的研究发现：1/4的女生出现了自杀倾向，1/10的孩子停课在家期间被体罚/虐待。

所以，很多美国民众在反思：在疫情期间到底应不应该封校停课，社交隔离是必要的吗？

他们认为青少年本来是新冠的低风险人群，不能因为疫情被社会/大人陪绑了，对儿童以及青少年来说：精神问题比这个病毒本身更可怕。

回到我国现在的疫情上来谈，在奥密克戎爆发期间，我国各地普通人群中也可能普遍存在着心理健康症状。（最近，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心理辅导课程增多了）

特别是在感染者、疑似感染者和可能与阳性人员有过接触的人中，他们的心理健康风险更大。

如何在应对疫情的同时，应对新冠病毒所带来的长期身心负面影响，避免次生伤害，是后续我们在防疫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