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肺癌早诊早筛 加快建立规范诊疗流程
2017-03-15 佚名 新华网
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新增癌症患者429万，死亡人数超过280万。癌症如此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引起了国家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病致贫、因癌返贫的现象，不单单是医疗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益教授近日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国务院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实现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
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新增癌症患者429万，死亡人数超过280万。“癌症如此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引起了国家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病致贫、因癌返贫的现象，不单单是医疗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益教授近日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国务院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实现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这一目标体现了国家层面对抗击癌症的高度重视。
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益教授接受新华网专访。新华网 杨锘摄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15年肺癌发病人数已达到73.3万，因肺癌死亡的人数已上升到61万，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首位。支修益表示，我国肺癌发病及死亡数据已经引起了世卫组织和国际抗癌联盟的高度关注，如何提高癌症早诊早治，降低肺癌发病率、死亡率，延长患者生存期，是中国与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我国的肺癌发病及死亡率为何居高不下？
支修益首先分析了肺癌的诱因，他用“五气三霾”来概括：“五气”即烟草烟气污染、室外大气污染、厨房油烟污染、房屋装修带来的室内VOC污染，以及长期爱生闷气；“三霾”指室外的雾霾、室内的烟霾和心理的“阴霾”。支修益说，治理大气污染应该是政府主导，而控制室内空气污染、远离烟草烟雾污染、保持心情愉悦，则可以通过个人行动改善。
由于肺癌起病隐匿，早期周围型肺癌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因此，当许多患者发生胸闷气短、咳嗽不止等异常表现去医院检查时，病情往往已经进展到了晚期。
“肺癌早诊水平不理想，也是导致我国肺癌死亡率高的重要原因。”支修益强调，降低肺癌死亡率的关键在于早诊早治，尽早发现“早期肺癌”，达到降低肺癌死亡率，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标。
据介绍，胸部低剂量螺旋CT是发现早期肺癌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定期的胸部CT筛查，能大大提升肺癌早诊的比例，从而降低肺癌的死亡率。支修益建议，应加大对常见癌症的筛查力度，针对肺癌高发地区，锁定肺癌高危人群，开展并推广肺癌早诊早治工作。“希望能从国家层面，将肺癌筛查机制常态化。”支修益说。
推动分子病理纳入诊断路径 指导肺癌精准治疗
早期发现肺癌后，该如何选择治疗方式呢？支修益表示，针对早期发现的早期肺癌，可以通过微创外科手术达到根治性治疗。但肺癌的治疗也不能仅靠外科手术“一切了之”，还需要科学评估患者的身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治疗方案。对于局部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要重视以外科手术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如术前新辅助治疗和术后的辅助治疗，包括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等。对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近年来基因检测和精准医疗技术迅猛发展，通过以分子病理诊断和基因检测为主导的分子靶向治疗，能显着延长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期，改善其生活质量，实现肺癌从致死疾病向“可控”的慢性疾病转变。
支修益同时介绍，目前我国许多医院的分子病理学科发展缓慢，基因检测技术普及率低，影响了肺癌分子靶向治疗的整体水平。据估算，目前全国肺癌基因检测率不超过30%，这一比例在我国三四线城市和边远地区更低，大部分地区缺乏检测的技术条件和基础。
“实际上，分子病理诊断和基因检测在技术上已很成熟，但受空间条件所限，设有分子病理学科的医院很少，只有少数区域医疗中心和各省会的癌症中心具备建立分子病理科的条件，陆续开展了肺癌相关基因检测工作。”支修益表示，目前很多肺癌患者的分子病理诊断和基因检测都交由社会上的第三方机构即基因检测公司进行，缺乏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和质量监管。他呼吁，应推动三级医院病理学科亚专科建设，尽快建立分子病理科和基因检测平台，并将分子病理诊断和基因检测作为制定肺癌治疗方案的重要环节，纳入到肺癌规范化诊疗和临床路径管理中，以分子病理和基因检测结果为依据，为肺癌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从而确保患者最大程度获益，推进肺癌靶向治疗的标准化、规范化。
呼吁多方关注药品价格谈判 加快创新靶向药落地医保
支修益介绍，与传统化疗相比，基因检测指导下的肺癌分子靶向治疗对肿瘤的抑制效果更优越，且毒副作用更低，可显着减少化疗产生的毒副作用如脱发、恶心呕吐、骨髓抑制等，确保晚期肺癌患者生活质量更高，让病人活得更有尊严。
此外，靶向药多为口服药，服用方便，患者依从性好，省去了往返交通和住院静脉输液的诸多麻烦，患者也不需住院，更无需化疗所需要的辅助用药。从药物经济学上，靶向治疗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升肺癌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也能降低社会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运行成本。
为了推进靶向药物等原研创新药与医保政策的对接，201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人力社保部等部委(局)建立了药品价格谈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谈判和监督工作机制。去年5月，治疗晚期肺癌的第一代EGFR基因突变的TKI分子靶向药物降价50%以上纳入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目录。今年2月，非小细胞肺癌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终于进入新版全国医保乙类目录。
对此，支修益表示，“2017年，肺癌分子靶向药物吉非替尼被纳入医保，虽然解决了一部分晚期肺癌患者的用药负担，但它实际上是经历了上市十几年的艰辛历程才进医保，从时效性来讲，我国的医保工作还有待加强。目前，很多之前服用一代靶向药的晚期肺癌患者如果已进入耐药阶段，那么在使用新一代分子靶向药物接力二线或三线治疗方案时，仍将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我希望那些更好、更新、更有效的分子靶向药物，能够通过医保的绿色通道尽快纳入医保目录，让肺癌患者更有质量地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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